“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的对象由“中国具体实际”拓展为“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对独立性。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从隐性状态转化为显性状态，蕴含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个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针对党内教条主义而提出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正确分析了“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一个国家最大的实际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具体实际”所包含的内容是多层次的，它首先是指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因此在“第一个结合”中，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成为被优先考虑的要素，中国革命正是按照这一逻辑展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近代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首要条件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些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判断主要是从经济、政治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并由此产生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提出如何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方法，“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要求从四个方面把握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反对言必称希腊，强调“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得住“自己的祖宗”。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这些论述首先强调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优先序，同时又表明历史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虽然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文化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理论支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变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断强化，我们党先后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等文化建设要求，文化的作用日益彰显。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的定位和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深化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产生深远影响，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我们党提出的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等治国理念，无不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承继了古代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和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的经济、政治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其对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对独立性不断显现，也奠定了未来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推进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基础。“第二个结合”是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推动理论创新的生动范例，是“第一个结合”的延伸和拓展，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增强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主动，必将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注入磅礴力量。

　　来源：学习强国